| 吴仁宝：用思想和实践创造幸福的农民（上）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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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2006-01-18 14:32 文章来源：江阴日报 |
| 文章类型：转载 内容分类：新闻 |
华西生产的几乎所有日用产品的外包装上，印着同一段广告语：“繁荣发达的苏南鱼米之乡，有一个鸟语花香的村庄，家家户户欢度‘小康’。华西村——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！”
无论到华西考察的上级领导、还是到华西参观的普通游客，无论国内的“朝圣者”、还是国外的观光客，来到华西，就不能不为华西的成就震惊，不能不为华西的发展感动，不能不为华西的未来动容。
透过华西村繁荣发达的表象，几乎每一个到过华西、或者了解华西的人，都很容易找到华西崛起的答案：华西村之所以成为不一样的华西村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位不一样的带头人。这位带头人以农民式的实干精神、政治家的敏锐嗅觉、思想家的判断能力、战略家的睿智决策、语言学家的鼓动力量，“把一个村子改变成一个大家子”，让每一个大家子的成员都共创幸福、共享幸福。吴仁宝，一个只读过2年私塾的农民，却凭着对党的忠诚、对人民的负责，为中国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了样板，为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确立了榜样。
让我们深入华西村、走近吴仁宝吧……
有人说过：“不管华西村发展有多快、变化有多大，本质上，华西村还是农村，吴仁宝还是农民。”对于“农民”这一称谓，吴仁宝从来没有否定过，甚至还深以为傲，因为在他骨子里深植的，正是农民的基因，在他血管中流淌的，正是农民的血液。
事实上，在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，你已经很难找到一个比吴仁宝更像农民的农民：这样的季节，吴仁宝习惯于穿西装，但他的西服一定是敞开着的，以便于他能够随时将手从里面那件毛衣的口袋里拔出或者插进。穿西装，因为那是“仁宝”牌，作为华西村的老书记，有义务为华西村的品牌做广告。如果什么时候吴仁宝打着领带，那一定是因为配合新闻单位照相摄像的需要，否则，他宁可松开衬衫最上面的那粒钮扣，因为他的性格中不习惯任何的拘束。吴仁宝的脚上，多半是一双厚底布鞋，他觉得，只有最具中国文化传统的布鞋，才是最合脚也是最舒适的。
如果从吴氏家谱上的始祖吴泰伯来江南倡导刀耕火种算起，吴仁宝血脉中的农民情结，可谓由来已久。1928年11月，吴仁宝出生在华士镇西吴家基一户贫苦农民家中。
吴家有1亩3分薄地，可养不活全家9口，因此，小弟龙宝还没有断奶就送给了别人家，弟弟荣宝8岁时因没钱治病死在娘亲怀中，金宝6岁时因为难耐饥饿悄悄到河边捞菱角时淹死在河浜中，还有两个刚出生的弟弟才来到人世间便被溺死在马桶中。读过两年私塾后，吴仁宝放过牛当过小长工，跑过单帮当过小贩。就在吴仁宝结婚的大喜之日，他的母亲却告别了人世，躺在一口赊欠来的薄皮棺材里。而吴仁宝与妻子赵根娣结合时，也只有一件破旧的棉背褡做礼品。
贫穷困苦磨砺出的，是吴仁宝顽强抗争的不屈性格。这种性格，使吴仁宝从小就立志于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，也养成了他吃苦耐劳的作风。成为华西村当家人后，无论战天斗地发展生产还是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吴仁宝都以一个实干家的形象出现在村民们的面前、深印在参观者的印象中。
1957年11月，华士乡23社宣告成立，成为如今大名鼎鼎的华西村的雏形。当过华士瓠岱乡人民政府财粮委员的吴仁宝，被23社12个自然村落的乡亲们推选为党支部书记。在乡亲们的印象中，吴仁宝从小就表现出了领导者的气质，从小就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见地，他们相信，由虚岁恰好而立的吴仁宝带领，自己可以少吃苦头。
然而，吴仁宝首先带给村民的，恰恰是苦头而不是甜头。一次，村里的农具坏了，吴仁宝去找一位木匠来修理，却不料，第一次吃了闭门羹，第二次被木匠老婆挡了驾，第三次虽然找到了木匠，木匠却因为村里给不起工钱不肯为集体干活。这件事深深刺痛了吴仁宝的心，他知道，只有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，才能凝聚人心共同奔富裕。那一夜，吴仁宝在月下细细地审视这一方熟悉的土地，规划着对这方土地的改造方案。
那时的华西村，有一首民谣形象地揭示了其真实面貌：“高的斗笠帽顶，低的浴锅低塘，半月不雨苗枯黄，一场大雨白茫茫。”村上一位力气大、肚皮也大的村民孙龙泉，吃不饱饭，抛开集体的农活去捕鱼捉虾换粮填肚，哥哥劝他劝不醒，亲戚挡他挡不住，吴仁宝和村干部说他也说服不了。他恨自己生在华西村，怨脚下的这片土地不养人，叫自己受着饥饿的折磨，一气之下，背井离乡逃荒去了浙江嘉兴。
1961年初，吴仁宝带领华西村民开始了平田整地，他还在全村最穷的孙家基七队蹲了点。平田整地的初衷，朴素得甚至很难称作理由。吴仁宝希望的，是以这一代人的辛苦换来村民的饱足，换来兄弟姐妹不再离乡背井。1964年，全国掀起学大寨运动，吴仁宝的“先知先觉”一下子让他成了先进。从此，他更是带领全体村民展开了重新安排山河的会战，并因此得了个“吹牛大队”的称号。吹牛不吹牛，关键看结果。吴仁宝并没有在意别人的评论，带着全体村民起早贪黑，冒严寒、战酷暑，肩扛手推，白天搞田间管理，晚上平整土地、兴修水利。
土地冰冻硬如铁板，一铁锹铲下去只留一个白印。吴仁宝带领群众用镢头劈，用钢钎打眼，用木杠撬动，硬是在冰冻的土地上打开了一个个缺口。手掌上磨出了一串串血泡，虎口震裂了一道道血口，用嘴唇吮咂流出的鲜血，用毛巾碎布一缠，就又干了起来。难以负载的劳累，使华西人手臂酸痛得拿不起筷子、端不动饭碗；难以忍受的疼痛，使华西人夜寝难眠、浑身像散了架似的。然而，鸡未叫、天不亮，他们又呻吟着爬起，开始新一天的战斗。
风雪中，老英雄朱法生抡动钉耙，身上只穿一件单布衫仍热汗如注。正当他把钉耙抡得呼呼作响时，胃病突发，冷汗直冒，脸色蜡黄。吴仁宝劝他回家休息，他一口拒绝，用钉耙把紧紧挤压着肚子。痛得实在支撑不住了，就趴在田埂上，用田埂顶住肚皮。疼痛稍一减轻，他又把钉耙舞得虎虎生风。
“铁姑娘战斗队”也不示弱，64位姑娘在队长赵毛妹带领下，铁耙齿坌断了，换一把再坌；竹扁担挑断了，换木扁担再挑。鞋袜、裤管和烂泥冻在一起，似钢盔铁甲，一走路“哗哗”直响，她们照样挑着担一路小跑。因此，“铁姑娘”们人人练就了一双铁脚板，个个练成了一副铁肩膀。
建电灌站缺少石料，80多位青年向吴仁宝请缨。吴仁宝率领他们摇船来到龙砂山脚下。时值隆冬，北风怒吼，河水刺骨，他们几口烧酒下肚，纷纷跳下河去。苦战30多天，从河底捞摸起一船船石头，备足了建电灌站用的石料。
这一番战天斗地，几乎持续了10个年头，硬是把12个自然村落1300多块高低不平的田块，改造成了400多方稳产高产的良田。有人统计过，从1964年到1972年的8年中，吴仁宝和华西村民搬掉了984条田岸，削平了57个土墩，填平了39条废河沟渠，挑走了137万立方米土，用去了29万个人工。而华西村因此又博得了一个“做煞大队”的称号，以及在周边村落流传开的新民谣：“做煞大队无搭头，干起活来累死人。有女不嫁华西去，宁愿扔在河浜里。”
华西人的苦干确实吓退了不少准备嫁到华西的外村姑娘，一时间，退婚风浪搅得华西人心惶惶，以至于华西村不得不在内部发动“自力更生”。当年带领64名妇女组成“铁姑娘战斗队”而闻名全国的赵毛妹，就是在那个非常时期主动嫁给一位被外村姑娘退了婚的华西小伙，才稍稍稳定了人心。
在后来一次总结华西村40年发展史时，吴仁宝把当时的战天斗地称为华西发展的“打基础”阶段。这一番战天斗地，让村民们懂得了“人心齐、泰山移”的道理，并因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吴仁宝周围，把吴仁宝当成了全村的“主心骨”。
华西村虽然提前7年实现了《华西学大寨十五年远景规划图》，有了自己的吨粮田，但已经被视作全村“主心骨”的吴仁宝，却无法再满足于现状，他扳着指头算出了一个新道理：仅靠种植业，农民出力流汗，只能落个肚儿圆，有点零花钱，难以摆脱“高产穷队”的现实。更让吴仁宝心里犯愁的，是人口的快速增长。1961年华西建村时，劳动力人数292人，土地845亩。到1968年，劳动力增至434人，增加了142人，可土地却只增加了6亩，为851亩。劳动力还在迅速增长，土地却几乎是一个常数，没有多少增长潜力，再继续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刨食，肯定不是出路！
一股搞工业的激情又在吴仁宝胸膛里熊熊燃烧，他决定创办一个为农业服务的五金加工厂。这一设想刚提出，就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：“缺资金、少原料、没设备、无熟手，车、钳、刨一样没有，能办什么厂？别说办不成，就是办成了，我们拿锄头的手，怎么会开车床、拿扳手？天生祖祖辈辈啃地球的命，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破屋里想飞出金凤凰啦！”
“破屋怎么飞不出金凤凰？20世纪50年代，我们党就提出过‘要想富，多栽树’，‘要想富，农工富’的口号，毛主席也曾对刚刚兴起的社队企业满怀激情地预言‘光辉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’，泥屋里一定能飞出金凤凰！”吴仁宝的话，统一了群众的思想，也鼓起了群众的干劲，但是，他却无法回避现实的困难。
办五金加工厂，生产什么产品？吴仁宝心里没谱。他走南闯北找信息，终于找到了国营工厂不生产、市场又需要的两种产品：丝攻和板牙——螺丝帽和螺丝的模具。没有技术怎么办？吴仁宝去无锡请来了吉炳坤老师傅指导生产。没有设备怎么办？经过六七个月时间七拼八凑，华西村凑齐了全部设备。没有工人怎么办？吴仁宝选派朱咪英等年轻人外出学习了1个月，能把机器开转圈了。没有原料怎么办？吴仁宝开着手扶拖拉机，渡江到靖江求人，买回了十几公斤直径4厘米的钢棍。就这样，华西五金加工厂在4间破草屋里诞生了。随后，吴仁宝又在市场上找到了一种更有希望的产品——73型挂机船上的齿轮，一度年产量达到1万多副，由江阴县农机公司经销。
不仅华西五金加工厂，上世纪60年代，吴仁宝还在华西办起了粮食饲料加工厂、废纺站、铁匠店。尽管这些“企业”当时的产值都极其有限，却成为华西农民走向市场的前哨站。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华西当时办的“企业”，我们不能不相信，废纺站带来了华西纺织工业的启蒙，铁匠店构成了华西黑色冶金工业的雏形。如今的华西村，黑色金属和纺织两大产业，已成为最重要的增长支柱，也成为了华西奇迹的承载体。
那个年代，正是“以粮为纲”口号喊遍全中国之时，干农业、抓粮食，光明正大，气豪胆壮；干工业、抓钞票，偷偷摸摸，矮人三分。吴仁宝以其农民式的聪明，解决了这一两难问题：他把五金厂办在一片泽地之中，周围林木环抱，与世隔绝。于是，华西村不仅成了农业先进，同时也在悄悄地积累资本、致富农民。从1969年创办至1978年从地下走到地上，华西五金加工厂总计实现产值296.35万元，创造利税135.03万元，而华西人均分配水平也从130元上升到220元。1975年，吴仁宝与华西人用五金厂赚来的钱，建成了当时连苏南大部分县城都没有的五层大楼，用来办托儿所、中小学，这幢大楼也因此被华西人自豪地称为教育大楼。
几十年过去了，吴仁宝还不无感慨地说：“当时，办工厂是资本主义，正在批资本主义，怎么好搞资本主义呢？我们偷偷地办了个五金厂，不给外面参观的人看。凡首长来了，我们就把工厂的门锁上，让工人出去干农活，首长一走，就让工人回来加班加点地干。”可以说，吴仁宝以自己农民式的智慧甚至是以农民式的狡黠，帮助华西村的工业启蒙度过了那个特殊的年代，也为华西村改革开放以后的迅速崛起积累了原始资本。这种原始资本，不仅仅包括资金方面的积累，更重要的是农民观念上的转变，以及产业工人的培养。于是，当苏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之时，华西村已经在跑道上独自奔跑了一段距离，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先发优势，从一开始便比别人站在了更高的台阶上。
刚改革开放时，有一位领导善意提醒吴仁宝：“你是农业的先进，是农业出身，现在搞工业了，你忘本了。”吴仁宝笑着说：“我想彻底忘本。我不怕忘本，就怕不忘本。不是种田的才叫农民，我要保留的是农民的一种普遍本色，就是实事求是、敢讲真话。”
吴仁宝总是称自己上世纪50年代的“听”、60年代的“顶”、70年代的“拼”，分别犯了教条主义、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，但我们宁愿相信，这正是吴仁宝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个转折。而在吴仁宝思想体系形成的最初阶段，实际上经历的正是基于小农思想的农民的狡黠、农民的权谋。农民式的狡黠和权谋在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总有体现，所不同的是，吴仁宝把这种狡黠和权谋更多地用于发展生产、致富村民上，因此受到了村民的欢迎和拥戴。也是从这一角度上说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无论吴仁宝有多伟大，但首先是一个农民。
吴仁宝甚至把这种农民式的权谋运用到了极致。1975年冬，原苏州地委搞浏河工程，江阴接到任务后，时任县委书记的吴仁宝胸有成竹，运用华西经验，精心组织，像打仗一样指挥：领导上，强将带头，配好助手，明确职责，严格验收；劳力上，详细算账，上足力量，备齐物料，工具精良；生活上，备足用品，带足口粮，预防事故，管好思想；报酬上，任务到人，钱粮包死，超时不补，节余归己。这样，极大地调动了民工的积极性，开河工效高，进度又快又好，超过了兄弟县。结果，江阴晚去上工六七天，仍夺得了第一。后来，江阴开挖澄西利港河，干得更神奇，十几天的土方任务7天就完成。这种快干快上、高效力低成本、集中优势办大事的成效，被当时的江阴县委称为“仁宝速度”。
吴仁宝的农民情结，还体现在他对农村割舍不开的感情上。吴仁宝当过华士瓠岱乡人民政府财粮委员，捧着的是铁饭碗，但自觉天生不是当官料的他，最终还是决定回到华西老老实实种田当农民。1973年12月，命运再次和吴仁宝开了个玩笑，他被任命为江阴县委副书记，并于次年4月起就任县委书记。以县委书记的身份兼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，除了陈永贵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昔阳县委书记外，大约也算得上一个难得一闻的特例了吧。我们现在已经很难考究吴仁宝当初坚持兼任村书记，是因为清楚地知道不适应官场的自己早晚会回到农村，还是因为他在当时就已经把自己与华西村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。
不过，至少吴仁宝这样做的结果，在事实上让他有了一个退路。在当县委书记的6年时间中，吴仁宝白天当县官，晚上当村官，带领全县人民大干社会主义，提出了三项跨大步的工作目标。为实现目标，吴仁宝甚至要求县机关改变以往坐办公室的作风，实行“三三制”，即三分之一人员到基层或农村、三分之一人员深入一线调查研究、三分之一的人员留守机关处理日常事务，使全县各级机关的作风大变，干部精神面貌和工作干劲焕然一新。在吴仁宝的带领下，1975年至1980年的5年中，江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整整翻了一番多。
然而，阴风很快又吹向了吴仁宝，一个关于华西村是假典型的举报，让他的政治生命再次出现重大转折。1980年5月，在江阴县直机关召开党员大会，选举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共江阴县第五届代表大会的代表时，身为党的“十一”大代表、中共江苏省委常委、江阴县委书记的吴仁宝，却意外地落选了。这件稀罕事震惊了江苏省高层。虽然华西村、吴仁宝假典型的风波很快通过调查得到了澄清，但吴仁宝却婉言谢绝了上级组织调他出任地区农工部负责人的决定，回到华西村继续做自己的村书记。
吴仁宝终究回到了华西村，他也让他的子女们一个个回到了华西，共同建设华西、服务华西。三年自然灾害时，吴仁宝的大儿子吴协东因家贫辍学当了木匠，在江西做木工活。华西重造山河、搞农业起家时，活又重又累又苦，吴仁宝一封电报把协东召了回来，参加战天斗地。二儿子吴协德入伍参军转为志愿兵，转业后被安排到县机关工作。当时，华西工业化正起步，条件还很艰苦，一些华西人仍想跳农门、进城门，吴仁宝却动员协德扔下“铁饭碗”、重捧“泥饭碗”。女儿吴凤英从小就吃苦能干，是当年的“铁姑娘”之一。华西创业初期，她理解父亲带领华西人创业的难处，动员在澄西船厂当技术员的丈夫缪洪达跳进“农”门来华西创业。三儿子吴协平1979年高中毕业后当了国家工人，他见二哥放弃比他还好的工作回华西，也主动回到华西工作。小儿子吴协恩参军复员后，本来也有机会走出华西，但最终却在华西当了一名驾驶员。吴仁宝的大孙女吴洁学成后，选择了培养教育下一代的工作，现任华西幼儿园园长。长孙女婿孙云南是日本留学生，学成归国后一直没离开华西，如今是华西外贸、服装、毛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。二孙女婿李庆是美国留学生，如今已是村党委副书记、集团公司副总经理。吴仁宝的长孙吴昊从新西兰留学归来，被安排到钢厂工作，而且从最基层做起，如今已是华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。尽管如此，吴仁宝还经常要他向村上一位哈工大的毕业生学习，那位年轻人25岁就当上了村党委委员。
尽管吴仁宝把子孙们一个个召回家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起到以身作则的作用，但我们无法否认，如果吴仁宝不是把华西村带成了“华夏第一村”、“天下第一村”，让子孙们都有了各自的用武之地，那么，当初把他们一个个召回来，是不是会扼杀有着聪明才智的子孙们的大好前程？这个问题已经没有答案，因为吴仁宝用时间和实践证明了自己的成功，也为子孙们创造了通向成功的机会。他的子孙们在华西的这方土地上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，都做出了不凡的业绩，捍卫了吴仁宝的脸面，也实践了吴仁宝“管三代”的理论。
吴仁宝的农民情结，甚至已深深烙在华西的发展道路上。有人说，华西最大的特色是不土不洋、不城不乡。也有人说，华西最具农村局限性的地方，就是不土不洋、不城不乡。甚至有人对华西的发展道路横加指责：一个完全有能力、有实力建设成现代气息浓郁的乡村都市的地方，却因为吴仁宝的农民情结，变成了不土不洋、不城不乡、不伦不类。
的确，在华西村，你可以看到“二十四孝亭”、“桃园三结义”、“八仙过海”等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的景点，可以看到“长城”、“天安门”、“山海关”等最具中国形象的景观，也可以看到“白宫”、“凯旋门”、“格林威治天文台”等富有世界气息的微缩景观。华西村，就像一个古今中外文化的集大成者，但在这个集大成中，我们感受最深刻的，则是一种农民的眼光和农民的审美观。
对于华西的不土不洋、不城不乡，吴仁宝有自己的理解：“土和乡是华西的实际、华西的历史和文化背景，洋和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实践。因此，土也不特色，洋也不特色，不土不洋，才是特色。土洋结合、城乡结合，亦土亦洋、亦城亦乡，正是华西社会主义建设的特色。”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，华西村小城镇建设的标准，被确定为“三化三园”，即实现绿化、美化、净化，做到远看像林园、近看像公园、细看农民生活在幸福的乐园；华西村社会和谐的衡量，以“三无三多”为标准，即无赌博、无迷信活动、无重大刑事犯罪的“老三无”，无上访告状、无暗斗闹事、无法轮功练习者的“新三无”，以及尊老爱幼多、家庭和睦多、邻里相亲多的“三多”；华西村人居环境改善标准，被明确为“三多三少”，即鸟多、花多、景多，蚊子少、苍蝇少、老鼠少；华西村的经营理念，被解释为“三真”，即说真话、售真货、定真价；华西村的美丽幸福，被归结为“五容”、“五子”，即山容、河容、田容、厂容、村容，票子、房子、车子、孩子、面子……
这一条条标准所体现出来的，正是一种农民的审美观和农民的眼光。然而，对于这样的评价，吴仁宝并不在乎，甚至颇为高兴，因为这就是他吴仁宝所追求的，这就是一个农民的真实情怀。在华西的独特文化中，吴仁宝甚至更热衷于富有农民色彩的传统文化：看到农村中一些子女不孝敬父母，他让人建起了二十四孝亭，用民间传说教育村民；看到企业中有人事倾轧的苗头，他让艺术团赶紧排练了一出《将相和》，用历史故事启迪村民；看到村民中出现好逸恶劳的个别现象，他亲自编写了《十富赞歌》、《十穷戒词》，用以警醒村民。
吴仁宝这种不土不洋、不城不乡的特色论，最集中的反映就是如今已成为华西形象的金塔。吴仁宝自己对金塔的评价是：“外面看看不洋，里面看看不土；外面看看不大，里面看看不小。”这幢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先进技术相结合的建筑，如今已经不再孤独，在金塔西边，一个塔群已初具规模。
吴仁宝的农民情结，还可以通过他的一些话来获得求证：
“我们华西的青年人为什么出去了还要回来，这个，我是从前十年就开始教育的。我说，你们读了书，可以回来，也可以不回来，最好回来。为什么要回来呢？我说，我们华西人要发扬风格，因为现在就业比较难，我们华西一定有你的用武之地，就不要去挤人家的位置了。”
“从做生意、搞经营来讲，我们华西要赚大钱。为什么？我们出去读书的女孩子，最后毕业了，不仅她一个人回来，还带了个男朋友回来，华西又多了一个人才。男的出去读书，他又带了一个女朋友回来。这样，不仅我们华西的男女素质高，而且素质高的带回来的，同样是高素质的，华西的今后，是人才济济。”
“吴仁宝和华西村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。如果说没有吴仁宝，也就没有华西村了，因为华西村是我吴仁宝提出来的。为什么叫华西村？因为地处华士镇的最西面。而且，我们这个村名是受到考验的，1969年，他们要把我们华西村的名字改掉，因为当时大家都在改红什么、革什么。而我们的村名里还带了个‘西’字，当时‘西’字是要反对的，因为我们反对西方国家。但是，我说，我不改，我是要以华士为镇，我们在华士的最西面，所以叫华西，干革命促生产，不是名字好听就有用。反过来，没有华西村，也就没有我吴仁宝，因为吴仁宝是生在华西的，华西是我土生土长的家乡。所以，华西村与吴仁宝，吴仁宝与华西村，他们是不愿意分开的。”
“他们说我是华西村的邓小平，那我怎么说呢，我是又像邓小平，又不像邓小平。要说像邓小平，我的个子跟邓小平差不多。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国家作出了大贡献，我呢也可以讲为华西作出了一点贡献，这个有些像邓小平。但是，我又不像邓小平。邓小平同志对中国来说，在最危难的时候，他能够起来为我们拔乱反正，使我们中国人能够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。这个来讲，我就不能和他比了。邓小平同志负责的是国家，甚至国际上来讲，对邓小平也是很公认的。作为我吴仁宝来讲，就不同了，因为我是一个农民，我是在农民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小事。”
……
透过这些简单朴实的话，以及其中包含的思想，我们很容易理解，为什么吴仁宝一直都自称是农民，那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农民。无论他的实践业绩有多大，他的典型意义有多广，也无论他的思想境界有多高，他的人格魅力有多强，他，首先是一个农民，凡人凡事，他首先会以一个农民的眼光去审视、以一个农民的思想去感知、以一个农民的方式去实践、以一个农民的价值观去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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